Liao Popeye的部落格

一、中國資助 「大日本帝國 」的興起

　　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建立「近代國家」（modern state），稱為「大日本帝國」，新政府模仿歐美的近代產業，推行「殖產興業」措施，並採取「富國強兵」政策，而在軍事、礦山、鐵路、通信等方面實行官營，並設立繅絲、紡織等官營模範工廠等，而略有工業化的雛型。

　　然而，日本具有規模的「殖產興業」其實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才正式開始。之前日本因資金短缺，成效有限。即使日本政府有英明的計劃，並借重西洋的技術，還是需要充足的資金與廣大的市場配合，才能使日本的工業發軔。馬關條約中國的巨額賠款，以及自此而後中國市場的「門戶大開」，加上日本經營殖民地台灣、朝鮮等的搾取，皆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第一、甲午戰爭的賠款２億３,０００萬兩（３,０００萬兩是歸還遼東半島所追加），換算成日幣為３億６,４５１萬圓。日本在１８９４年發動甲午戰爭時的國家預算只不過是９,０００萬日圓，可見賠款數目達到當時日本財政預算的四年分之多，成為日本推行「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政策的鉅大資金來源。日本對此賠款資金，除了半數充當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之外，又多方面利用為發展實業，充實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費，以及台灣新殖民地的經營費用【表1】【註１】。例如日本近代鋼鐵業的創興，著名的八幡製鐵所，就是配合軍需工業，從賠款項目下撥出５８萬日圓經費設立的;其原料的鐵礦也是長期仰賴從中國與朝鮮進口，在蘆溝橋事變後的１９３８年變身為「日本製鐵」，戰後被盟軍總司令部（GHQ）分割而後再合併為「新日鐵」，超越美國鋼鐵業界，至二十世紀末的１９９７年中國鋼鐵製造業才趕上來。

　　事實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迄日俄戰爭期間，有８５％的企業是在甲午戰爭後建立的。因為企業的發展，首賴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的配合，日本因靠中國賠款的資金，可以在不需借入外資的情況下，完成其「殖產興業」計畫。

　　第二、中國的賠款也使得日本確立金本位制，而順利與國際經濟體系接軌。１８７０年左右，英、美、法等經濟先進國家建立了金本位制，以黃金作為國際間商品及資金的計算標準，而不再以白銀為貨幣準備金。這時候的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還仍然採用銀本位制，隨時冒著銀價波動的匯兌風險。日本要求中國馬關條約的賠款在英國倫敦以金元(pounds sterling in gold)償付，利用此鉅額黃金為準備金，於１８９７年公布貨幣法，實施金本位制。日本從此跳出了亞洲國家使用銀幣的限制，在商品與資金的流動上，可與西方先進國家直接競爭【註３】。這是日本進入世界經濟體系，走向國際化社會的劃時代里程碑。

　　第三、中國市場的開放與關稅的不平等，使日本的對外貿易直線上昇。馬關條約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貨物限於５％的關稅，且准許日本人在中國各口岸從事工藝製造，機器只繳納進口稅，所製造的貨物則豁免內地稅【註４】。相對的，日本修改其關稅定率，對工業製品及農產品，均課以２０％以上的高稅率【註５】，中日兩國在關稅不平等的條件下，貿易競爭的勝負立見高下。

　　自維新以來，日本一直以絲、棉、茶三者為主要出口商品，迄１９２０年為止，絲仍是其最主的要輸出品【註６】。日本於１８９１年首次將棉輸往中國，而馬關條約後的１８９７年，日本的首次出超即仰賴此項商品【註７】。然而在同一時期，中國也正以絲、棉、茶為其累積資本的主要商品，但因關稅與貿易條件的不平等，使中國陷於毫無競爭力可言的處境。

　　維新以後，日本的經濟成長與外貿出口有密切的依存關係。如果與同時期的美、英、德等國的國民總支出結構作比較，則日本的出口與海外所得，從７％成長到接近２０％，而美、英、德等國極少超過五％【表3】【註８】。在世界的六大洲，這時期日本對亞洲的進出口也是佔最大的百分比，從十九世紀末的大約２０％，持續上昇到１９３０～３４年的４９.７％【表4】【註９】。這說明日本挾其工業發展與關稅「最惠國待遇」的雙重優勢，使亞洲各國居於相對的劣勢，不斷的遭受日本經濟力的浸透。甲午戰爭之前到之後，日本對亞洲的進出口，從１８９０～９４年的２８.９％躍昇到１８９５～９９年的３９.２％(同表四)，即為一明顯例證。

　　第四、台灣和朝鮮等殖民地，提供日本工業化後所短缺的糧食。日本工業化後，產業人口變動，農業人口大量移入都市，轉業成勞工，造成糧食短缺，此時往往需要仰賴糧食進口，法國和德國工業化後也曾出現如此現象，因而減緩資本形成的速度。日本地窄人稠，缺糧情況更形嚴重，維新以來米與糖二項的進口，即佔進口總額的１０％以上【註１０】。日本所以能順利解決工業化後的糧食問題，全靠殖民地台灣和朝鮮「外地米」的進口，而節省外匯【表5】【註１１】。台灣產蔗糖從１８９６年起很長一段時間均佔農作物生產的９５％以上，台灣產食米在蘆溝橋事變前後的１９３５～３８年達５０％以上，均輸往日本【註１２】，遂形成「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殖民地台灣對日本供應農產品的依賴關係。

　　殖民地另外還有平抑物價的作用。當工業化而人口集中都市，糧食減產時，糧價隨之上漲，此又帶動工資上漲及減少生產能力。但是日本從台灣和朝鮮輸入廉價的米糧，平抑物價、穩定工資，而能加強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日本因為擁有殖民地供應糧食，可以抑低工資和勞動所得、加速累積資本與擴充工業，而以較低的國際行銷價格，形成外銷工業的競爭利器【註１３】。

　　第五、甲午戰爭與取得殖民地，也擴大了日本政府的稅基。明治初期日本政府以直接稅為主，在戰前１０年平均約佔稅收的６４％。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政府開徵專賣稅、消費稅，使稅收轉移為間接稅。戰後１０年間接稅成為主要稅目，平均約佔稅收的５５％。戰前１０年，平均每年稅收約６,５００萬日圓、戰後１０年每年平均１億２,４００百萬日圓，稅收的成長幾達一倍【註１４】。在１９１０年代初期，單單台灣產砂糖一項在日本銷售所課徵消費稅，每年就有４,５００萬日圓的稅收貢獻【註１５】。經營殖民地的利益，由此可見一斑。

　　第六、從另一種觀點來說，賠款與取得殖民地，也成為日本轉向政黨政治的契機。訂立馬關條約之後的１８９５年秋天，板垣退助所率領的自由黨改變態度，與伊藤博文的藩閥政府合作，因為日本有鉅額賠款而同意政府擴張軍備。到了１８９８年，自由黨與進步黨合組為憲政黨，成立日本第一個政黨內閣，即大隈重信與板垣退助合作的「隈板內閣」。日本政治史上，藩閥與政黨的鬥爭始告一段落。其後，藩閥的伊藤博文也組織立憲政友會，使藩閥轉向政黨化了。這一切轉變，如果沒有外來賠款的龐大資金，日本是否能順利進入政黨政治的局面就值得懷疑了。

　　第七、日本在１９８５年馬關條約取得空前絕後的鉅額賠款，食髓知味，而在１９００年中國發生義和團事件之際，日軍派兵２萬２千名到中國，是列強中派兵最多的國家。然而，義和團事件的庚子賠款４億５,０００萬兩（當時中國人口據估計是４億５千萬人，等於是每人賠１海關兩），其中日本只分得３,４７９萬兩，比俄國（1億３,０３７萬兩）、德國（９,００７萬兩）、法國（７,０８７萬兩）、英國（５,０６２萬兩）少很多。

　　１９０４－０５年期間的日俄戰爭，為了戰費日本政府在國內發行國庫債?五次，共４億３,４８８萬日圓，並依日英同盟向英國募公債四次共６億８,９５９萬日圓，以及臨時公債１億８,９５９萬日圓，總共舉債１３億１,３５４萬日圓之多而打敗了俄國。結果未能向俄國取得分文賠款，就是割地也僅限於荒涼的庫頁島南部，而最重要的收穫就是俄國將在中國東北的利權轉交給日本。

　　第八、至於日本在「大東亞戰爭」（日本戰後改稱為太平洋戰爭）的龐大戰費，也是中國大陸無數的資源支助的。依日本政府的記錄，日本在「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的戰費，共達７,５５９億日圓(如依消費者物價指數換算，約為現在的１７０兆日圓以上)。此戰費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縱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簡稱聯銀、總行在北京)和「中央儲備銀行」(總行在南京)所發行的通貨支出。前者與朝鮮銀行、後者與橫濱正金銀行有「互相寄存」的關係【註１６】。

　　橫濱正金銀行就是日軍搜刮佔領區換成黃金回存日本的代理銀行

以「皇軍的阿片（即鴉片）謀略」來說，關東軍參謀部在「滿洲事變」之前，即要滿鐵調查部內的財務金融工作人員，在事前即潛入偵探整個地區的金融機關數目、內容和通貨狀況等，一旦關東軍進攻察哈爾等地，這些金融工作人員便立刻進入該地的金融機關、銀行，瞬時間接收而改換日方銀行招牌【註１９】。並以代金要求蒙疆農民種植鴉片，從此察哈爾產鴉片，經北京、天津運送到華北、華中地區。蒙疆銀行所賺取的鴉片利潤頗大，在１９３８年度鴉片收益為４,３８２萬日圓，而到１９４５年時，鴉片收益超過４億２,０００萬日圓【註２０】。依江口圭一的『日中鴉片戰爭』，到偽「滿洲國」崩潰為止，共生產鴉片３億兩，而１９４４年鴉片利潤達３億元【註２１】。

　　另外，日本為遂行其「大東亞戰爭」，也秘密進行「偽鈔」的謀略戰。即由日本陸軍的秘密機關，第九技術研究所（因在神奈川縣川崎市生田的登戶，而稱為登戶研究所）第三科進行中華民國「法幣」的偽造工作。

　　登戶第三科製造的偽鈔總額約４０億元，偽鈔在當地流通的金額約２５億元。中日戰爭爆發的１９３７年法幣發行額為１４億８,０００萬元，１９３８年２３億１,０００萬元，１９３９年４２億9,０００萬元。從中國抗戰開始到武漢失陷的國民政府戰費只有１０億至１５億元，而國家行政經費則只７億元而已，合計不過１７億至２２億元【註２２】。依重慶國民通訊社的報導：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額在１９３８年是２４億元，３９年２８億５,０００萬元，戰費為每年１８億元或２４億元。由此可知登戶研究所製造的偽鈔，相當於抗日初期二、三年的中國戰費。

　　橫濱正金銀行上海支店，以舊法幣交換率之半額接受軍票，交付舊法幣。偽鈔２５億元的舊法幣可以籌借龐大戰爭所需物質，這可以從軍需資材的量，作戰所利用的物質量加以推測。依１９４５年７月３１日，日本特務機關「松機關」的倉庫所存物資的明細表與估價表，可以窺見當時存有銀貨幣、銀塊、印刷用墨水、鎳、棉絲等，總額達１８２億７,０９３萬元【註２３】。

戰後中國也資助日本

　　戰後日本復興的軌跡，一般都歸因於１９４５─５２年的美軍佔領改革，以及「美援」對日本復甦的功勞。在盟軍總司令部(ＧＨＱ)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指揮下，促成日本往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發展，使日本不再變成美國的威脅。改革措施包括:解散軍隊、停止軍需生產、解散特別高等警察、對軍國主義者驅逐公職、政教分離、解散財閥使之解體、改革農地等。特別在民主化方面，採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開放婦女參政權、教育民主化與自由主義化，鼓勵勞工組織等政策。從此，日本的政治往民主化、社會往多元化邁進。

　　當時，以吉田茂為首的日本領導者，也採取「經濟立國」路線，將戰後日本最大的課題，設定為如何重新加入國際經濟體系，亦即，對內恢復國民的生活水準，對外活潑的參加國際經濟活動，為其施政的最高目標。

　　日本在戰敗後，由於是在美軍的佔領下，只好依賴著美國，加入美國支配下的國際秩序(Pax Americana)，追隨美國的世界戰略，默默地追求經濟利益。

　　戰後的國際經濟環境由美國主導，一方面往國際合作，另一方面往貿易與資金的自由化潮流走。國際合作的具體表現為布列頓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以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ＩＢＲＤ)為樞紐【註２４】。日本得美國的支持，於韓戰期間的１９５２年加入ＩＭＦ與ＩＢＲＤ。當時日本的外匯不穩，但是日本從ＩＭＦ獲得信用貸款，也從ＩＢＲＤ借得必要的資金，於是新設火力發電設備、開發北海道、建設愛知用水、建設鋼鐵生產設備等，皆利用此國際金融組織的協助。

　　至於貿易的自由化方面，日本要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ＧＡＴＴ)，雖然有大英國協的反對，但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於１９５３年獲得暫定加入，１９５５年正式加入。日本因為加入國際經濟體系，得外援而充實基礎建設，才能促使經濟高度成長，而進入先進工業國家的行列，這些都是事實。但是當初除了「美援」外，中國資金也在冥冥中「支持」了日本的再起。

　　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放棄賠償不用說，戰後中國也不知道有多少資金流到日本去。據溥傑的妻子「愛親覺羅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宮女)的傳記『流轉之王妃 ── 滿洲宮廷的悲劇』,「滿洲國的金塊(約４億日圓)，由滿洲國中央銀行總裁，利用飛機，在蘇聯大軍進入前夕，運到日本。【註２５】」

　　又據朝日新聞記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軍和平交涉秘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２日，派遣日軍陸戰隊運出正金銀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塊，由卡車載入驅逐艦，９月底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將金塊三噸交給何應欽將軍【註２６】。然而其餘的金塊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再說，日本保守黨政治的樞軸自由黨，其戰後的創黨資金，是日本海軍在上海的兒玉機關長兒玉譽士夫，從中國大陸帶回的鑽石、白金等動產所資助【註２７】。這些鑽石和白金又是如何運送的呢？依當事人岩田幸雄的記述:「在終戰８月１５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將值錢的物資運送到日本內地。兒玉機關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幹部之一)一同搭機。指揮官是志村參謀(海軍中佐)。為何選用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因終戰時軍機不能用，而朝日新聞社的飛機在機體上畫著綠十字，可以說是“救星”。但在起飛之前一直擔心，因為雖選了金條、白金、鑽石、翡翠等輕而值錢的東西運載，然而堆載過多而怕飛機飛不起來。高源重吉說機輪會折斷而喊叫。……但是做夢也沒想到，這批貴重物資在戰後還變成日本政黨組成的資金。【註２８】」

　　除了中國大陸的資金援助外，戰後的台灣也以某種形式的資金援助日本人。依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回憶錄『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大藏省和日本銀行運送了大量的台灣銀行券到台灣，因飛機滿載紙幣，同行的作者還要坐臥在紙幣上。此紙幣是由日本銀行印刷，算是從日本銀行本行運送到台灣分行，支付給在台灣的日本官吏，薪水預付到翌年３月份，以及包括到翌年３月為止的退休金。日方以專機運送台灣銀行券到台灣，並且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註２９】。日方在戰後運送大量紙幣給日本官吏，自然加劇了台灣的通貨膨脹，而成為１９４７年「二二八事變」的原因之一。

 美國以及麥克阿瑟司令部的偏袒日本，並不止如此。１９５０年９月，美國經由盟總的安排，要求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貿易協定」，規定中華民國自日本進口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並出口米、糖及其他農產品。此協定經由每年的更新，使中華民國政府在１９５０─６５年的１５年間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固定於５％，這是所有進口項目中稅率最低者。這等於是重新樹立殖民地時代「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關係【註３０】。本來在台灣的政府是以肥料工業與紡織工業為重要策略工業，因肥料工業的發展受到日方壓迫，台灣只好利用美國推銷其剩餘農產品的棉花，而往棉紡織業方面發展。

　　總之，戰後日本奇蹟似的經濟成就，並不能完全歸於日本民族的勤勉，或美國對日本的大力改革和援助，中國等亞洲其他國家在冥冥中也等於以另類的隱形方式用資金挹注了日本。

三、結論

　　大英帝國的「現代化」，即產業革命以及自由、民主、人權是建立在巨大的殖民帝國之上的。換言之，英國的富庶繁榮與印度等殖民地的貧窮蕭條，有某種的相互關係【註３１】。同樣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和「現代化」也是奠基於殺戳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的血淋淋的記錄上。美國的民主主義，肇始於向西部拓荒，此充滿樂觀主義而信仰自由與平等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也是跟電影上所常看到的慘殺印第安人而奪取西部未開發的廣大土地的精神一致。美國等到１８９０年在國內拓荒的邊境(frontier)消滅以後，即將其美洲大陸不許歐洲各國干預，美國亦不干預歐洲各國搞殖民地競爭的門羅主義，擴大解釋為一種向海外進軍的「帝國主義」。

　　日本是亞洲各國中，最後搭上「帝國主義」列車的唯一國家，「大日本帝國」的幅員曾經擴大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以至太平洋島嶼的每個地方，亞洲的資財、市場、人力等，資助了日本的「現代化」，日本才能成為亞洲「現代化」的先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又靠美國的庇蔭以及「以鄰為壑」的策略，創造「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奇蹟。

參考書目

1、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経済史要覧』（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年
　　 )頁６８
2、Lawrence Klein and Kazushi Ohkawa, Economic Growth: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Since
　　the Meiji Era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lrwin,1968) p.175。
3、Tobata Seiichi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I(Tokyo：The Institute of Asian Economic
　　Affairs, 1966),pp.104-107。
4、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０年，頁２８３
　　。
5、安藤良雄，前引書，頁９７。)
6、Yoshihara Kunio,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p.11。
7、Ibid, p.7。
8、安藤良雄，前引書，頁２６。
9、同上，頁２３。
10、Klein and Ohkawa,op.cit.,p.17011、井上晴丸・宇佐美誠次郎「危機における日本資本主義的構造」(東京、岩波
　　書店、１９６５年)頁７５12、台灣省政府主計處『台灣貿易五十三年表』，台北：台灣省政府主計處，１
　　９４９年，頁１８０、１９８
13、篠原三代平「経済發展と貿易的關係」，小島清編『論争、経済成長と日本
　　貿易』(東京、弘文堂、１９６０年)頁３１２７。(按此回原文)
14、Tobata Seiichi,op.cit.,p.10715、『台湾糖業概観』第四九○号(台北、台湾総督府殖産局、１９２７年)頁２５
　　　16、「日中、太平洋戦争で政府インフレ利用、戦費調達」、『朝日新聞』１９
　　　８７年１１月１６日17、朝鮮銀行史研究会編『朝鮮銀行史』(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１９８７年)頁
　　５３３ ─ ５４５18、同上，頁６８２ ─７００。(按此回原文)
19、千田夏光『皇軍阿片謀略』（東京、汐文社、１９８０年）頁１２８－１２
　　９。(按此回原文)
20、同上，頁２２７21、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８８年）頁１６２
　　22、山本憲藏『陸軍贋幣作戦』（東京、徳間書店、１９８４年）頁１７０－ １７３
24、渡邊昭夫・緒田原涓一編『国際政治経済論』(東京、有斐閣、１９８８年)
　　頁２５５─２５６。(按此回原文)
25、愛新覺羅浩『流転の王妃 ─ 満州宮廷の悲劇』(東京、文芸春秋社、１９５９
　　年)頁２３２26、田村吉堆編『秘録大東亜戦史、大陸篇』(東京、富土書苑、１９５３年)頁２
　　１９─ ２２０。(按此回原文)
27、大森実『戦後秘史1　崩壊の歯車』(東京、講談社、１９７５年)頁２８０
　　から
28、岩川隆『日本の地下人脈』(東京、弘文堂、１９８３年)頁９８、頁１１０－　　１１１29、塩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台湾――私の終戦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
　　、１９７９年）頁３７、頁１７０－１７３。依據森川哲郎『日本疑獄史』
　　(東京、三一書房、１９７６年)頁３１０。兒玉因從大陸帶回龐大的資金和資 財，因此當敗戰後東久邇內閣的「參與」(官銜)，又和鳩山一郎、三木武吉
　　 、辻嘉六等創立自由黨30、蕭全政「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下的政府角色調整」，東海大學主辦「中　　華民國之發展與亞洲之轉變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中：東海大學，１９８９年，頁１１